第851节

第752章 八十万闯军，声势一时无两
河南是明王朝的腹心地区，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。
大明王朝在这一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，大半的良田沃土都落入藩王手中。
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，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，自耕农已经越来越少，绝大部分都是佃农。
崇祯年又是多事之秋，频繁的军队调动、官差的往来，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。
连年的大旱、蝗灾，河南赤地千里。
而大明朝廷和地方官僚在这大荒之年，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。
明末河南百姓承受的赋税、差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河内县知县王汉在《灾伤图序》中述说了这一情景：
怀庆六邑、地窄而粮重，未有如河内之甚者也。
除正粮九万石之外，今又为辽饷，为均输，为练饷，共计增银至二万四千二百余金。
其千里担簦转输，则又有解京阔布之役，胖袄盔甲之役，山西盐课之役，小滩八千石漕米之役，毛田、关阳打冰防河之役。
故民终岁未有父母妻子之乐，而无日不办公税。
河内之赋之重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。
挣扎于死亡线上的草民，如果不想在饥寒中熬死，只有两条出路。
要么逃荒远离，要么就造反起义。
农民穷得要死，不得不起义，而大明中枢却还见不到钱，那这些钱都去了哪里？
《万历十五年》曾记载，“民穷”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过重，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。
国家税率低，受惠者并非农民，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。
也就是说，“税重民穷。”引起农民揭竿而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真正受益是那些地方的大地主、乡宦，大部分的钱都进入了他们的腰包。
这就是为什么明崇祯皇帝一直不理解，国家的税收不高，户部一直见不到钱，而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？
这里就要提到，崇祯初年的河南“四大凶”。
所谓河南“四大凶”就是当时的四大乡宦豪强，分别是睢州褚太初、宁陵苗思顺、虞城范良彦、南阳曹某。
河南“四大凶”都是土地千顷、佃户几千人，武装家丁护院各有数百，绝对的土霸王。
郑廉在《豫变纪略》中记载：“是时，中州鼎盛，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，田之多者千余顷，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。就四家论，曹褚为上，苗范次之。”
这四大凶横行乡里，势力之大，甚至官府都不敢得罪他们。
家中豢养千余奴仆，这些奴仆经常横行州府，在与别人谈话之时，一旦被惹怒就要杀人。
甚至还强取别人家的田宅，强娶别人家的女人，这样的事情不知做了多少。
然而，这些被欺负的庶民，却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官府知道了也不敢去问一问这些豪强。河南四大凶，在地方上肆无忌惮，已经凌驾于县衙的权力之上。
河南连续多次的大旱之年，藩王或大户豪强的田地灌溉设施完备，靠近水源地的才能有些收获。
其他不具备实力的自耕农，已经彻底绝望，只能背上不多的粮食，拖家带口的大量的逃荒。
所谓土寇遍及河南各地，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，营头不下百余。
早在四年前就开始布局河南的军情局，自然不会坐视这样的惨景。
从盐换人渠道输送到红旗城的人手，一半都是河南人。
从中又精选和训练了成批的人手，杀回河南。
有拥众自恃，凭栅结寨，互相呼应的，有四处流动、专打大户的。
什么老当红、一斗红、宋江红、一条红、袁老红、张红子等等，分散在无数的土寇中并不起眼。
但是只要带“红”字名号的，嘿嘿，大部分是自己人。
高迎祥带兵入了河南，大败前来围剿的河南官军，河南各地的土寇纷纷来投。
在河南待了小半年后，闯王惊奇的发现，麾下居然有了快十万人，大大小小的营头上百个。
这声势可比当年的横天一字王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当然，这都是良萎参杂，有实力的，敢真正和官军交手的，能有个两三成就不错了。
就这也大言号称八十万闯军，声势一时无两。
只有山西萧一刀，麾下的百万红巾军可以与之媲美。
其实稍微了解些内情的，都知道，闯王是被红巾军挤出山西的。
紫金梁再被剿灭后，闯王更是在河南混的风生水起。
大明在河南的官军全部收紧城防，根本不敢出城浪战。
这各地的土豪可就倒了血霉了，离开官府的支持，除了像四大凶这样的豪强，凭着不逊色城防的坞堡，还能支撑。